打脸女配高攀上男主之后:宝贝我们负距离1v1-专访｜200余起诉讼，特朗普上台100天，美国已进入宪政危机
3月4日，特朗普抵达华盛顿特区美国国会大厦众议院会议厅，准备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讲话时，与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们握手。
从1月20日到4月3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二任期的前100天挥舞着总统权力大棒，以名目繁多的行政令和公然与法院对抗的方式，重塑美国政治。
从罗斯福时期开始，总统上台前100天便成为衡量总统执政水平的标准。特朗普本届执政的百日内，鲜少签署任何经国会批准的法律，而是颁布了多达210项行政命令 ，创下历史之最。从废除出生公民权、裁撤政府机构、驱逐移民，再到发动关税战，这些行政令迎合了民粹主义者的诉求，也在不断试探总统行政权力的边界。
在国会多数共和党人的保驾护航下，特朗普的行政令并未在立法上遭遇过多掣肘。相比之下，美国各级联邦法院似乎更愿意充当宪法堡垒，阻止特朗普政府攫取过多权力。目前，围绕特朗普的多项行政令，新的法院裁决和诉讼正不断涌现。
今年2月初，华盛顿州一名联邦法官裁定特朗普废除“出生公民权”已涉及违宪。4月，12个州就特朗普加征的额外关税向法院发起诉讼，指控特朗普未经国会授权而越权行使宪法权力，威胁美国经济稳定。截至4月25日，至少有122项裁决至少暂时叫停了特朗普的部分举措，正在审理的案件数量为211起（其中4起已结案）。
然而，特朗普政府似乎试图无视甚至拒不遵守法院的命令。针对一名联邦法院法官要求当局停止驱逐数百名移民至萨尔瓦多的裁决，特朗普政府坚持执行遣返计划并且煽动弹劾法官的举动引发争议，甚至招致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罕见的公开谴责。
与此同时，特朗普正通过一系列行动对司法界展开清洗。不仅任命极右翼人士帕姆·邦迪为司法部长，同时解雇或降职了数十名负责调查“国会山骚乱”事件的检察官。今年3月，美国政府对多家知名律所发出行政命令，撤销相关律师的安全许可并限制其与联邦政府的业务往来，此举被视为特朗普对曾参与其刑事诉讼案件调查的律师所发起的报复行动。
这一系列举动的背后，呼应了保守派长期主张的“单一行政”理论，这一理念最早可追溯至里根时期，主张根据宪法第二条赋予总统对行政机构的绝对控制权。然而，在不少法律界人士看来，特朗普冻结国会已通过的联邦拨款以及贷款、试图解散独立机构等种种极端举动，已经逾越了“单一行政”理论的边界。
“纵观美国宪政史，确实难以找出第二个在执政百日之内就如此激进、如此迅速地扩张行政权力的政府。” 密歇根大学迪尔伯恩分校政治学教授米切尔·索伦伯格（Mitchel Sollenberger）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坦言。针对特朗普过去100天的执政以及种种争议性行为，主攻宪法、立法（包括联邦预算）、地方政府法和公共福利法研究的乔治城大学法学院教授大卫·苏佩尔（David A. Super）则表示，美国实际上“正急速滑向一场举世瞩目的宪政危机”。
前所未有激进的百日新政
澎湃新闻：与特朗普第一任期相比，鉴于他在第二任期前100天内发布的行政命令数量以及针对这些命令提起的诉讼数量（指对行政命令提起的诉讼数量），行政权力滥用是否变得更加系统化了呢？
米切尔·索伦伯格：特朗普执政初期百日新政的激进尝试可谓前所未有。我们看到政府在多条战线同时发力：一方面重启《外国敌人法》（Alien Enemies Act）框架下的移民驱逐政策；另一方面，特朗普成为首位动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案》实施关税措施的美国总统。（总统）行政权力被不断推向极限——从试图突破公务员制度冻结的人事任免权，到大刀阔斧的政府机构重组，乃至对公民身份宪法解释的重新界定。
移民政策引发的司法对抗尤为突出：联邦法院频繁签发全国性禁制令阻挠行政令实施。虽然特朗普政府并非首个遭遇此类司法挑战的行政分支（奥巴马和拜登政府同样面临过类似困境），但当前最高法院已着手审查这种全国性禁制令的合宪性与合法性边界。此外，行政扩权现象还体现在诸多其他领域。
纵观美国宪政史，确实难以找出第二个在执政百日之内就如此激进、如此迅速地扩张行政权力的政府。
澎湃新闻：你之前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提到，你对特朗普政府发布行政命令的策略复杂性和全面性感到“惊叹”。你认为特朗普“以全新、令人震惊”的方式推进了共和党人关于行政权力甚至移民问题的旧有理念。可以具体解释这种全新方式是什么吗？
米切尔·索伦伯格：在移民政策领域，特朗普政府的核心在于将移民问题彻底“军事化”——这种将人口流动定性为“战争行为”的叙事框架，与既往共和党政府的处理范式形成鲜明对比。小布什任内曾寻求与国会合作推动综合性移民改革；而共和党阵营中真正实现移民法案通过的里根总统，其政策取向更是与当前路线大相径庭。民主党方面自然更无此种先例，这也正是特朗普竞选时抨击拜登对移民“软弱”的论据基础。
这种军事化思维的制度体现令人瞩目：（特朗普）执政首周即密集签署移民相关行政令，近期更动用《外国敌人法》这一终极政策工具。需知该法案在美国历史上仅启用过3次（1812年美英战争、一战及二战期间），其立法本意明确限定于战争状态。即便援引9·11事件后的《军事授权法案》，其适用范围也仅针对基地组织等交战实体。而今将委内瑞拉等非交战国纳入该法管辖范围，这种法律解释的扩张性已明显突破传统认知边界。
这种政策突进背后实有深层的制度设计：通过构建“战争状态”叙事，激活国会两百年前授予总统的战争权力。特朗普的执政团队（如美国国土安全顾问和白宫副幕僚长斯蒂芬·米勒等核心幕僚）显然经过精心谋划，绝非临时起意。这种将历史性授权“物尽其用”的战略思维，折射出美国宪政体系中行政权力扩张的新范式。
澎湃新闻：如果总统发布了违反法律惯例的行政令并造成一定伤害，任何后置措施似乎都是无济于事的。对此，在美国法学界，是否存在任何针对如何制约总统发布行政令的讨论？
米切尔·索伦伯格：谈到制衡总统滥发行政令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结合当时的政治背景——目前是共和党掌控的“统一政府”时期。以关税为例：虽然宪法第一条明确规定关税权属于国会，但国会通过一系列法律将这项权力下放给总统。尽管有像如参议院临时议长查克·格拉斯利这样的国会共和党人提出法案，试图限制特朗普制定关税的权力，但共和党领导层（如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图恩）明确表示不会让该法案通过。这说明在共和党控制国会的情况下，通过立法限制总统权力几乎不可能。
这种制衡缺失体现在多个方面：国会共和党人没有就公民身份定义修改、关税政策等议题启动任何委员会调查。而只有当民主党在中期选举夺回众议院后（如特朗普第一任期时），才出现了真正的国会监督——比如在特朗普首个任期之时，国会民主党人要求公开穆勒报告（注：由时任美国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所发布的有关俄罗斯政府干涉2016年美国大选以及特朗普政府是否妨碍司法公正的调查报告）、推动藐视国会决议等方式施压，最终迫使时任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公布报告。
另一个制衡渠道是司法系统。法院可以要求政府就其政策提供合理解释，若理由不充分甚至可判处“藐视法庭”（如华盛顿和马里兰州联邦地区法院在一些案件中表现出的倾向）。例如在独立监管机构官员免职问题上，法院可能最终裁定总统无权单方面撤换这些依法设立机构的负责人。
大卫·苏佩尔：总统权力主要由法律制约，法律的执行则依靠联邦法院的诉讼。当前针对政府的诉讼数量庞大，结果喜忧参半，但许多最过分的滥用职权行为已被法院禁止。所以我认为我们看到的是通过诉讼来阻止总统的努力。目前还不清楚总统是否会遵守法院的命令。他一直不遵守很多命令。如果他继续拒绝遵守法院命令，那么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即法院能采取什么措施来迫使他遵守这些命令。如果答案是法院无法迫使他遵守命令，那么特朗普就成功了，这个国家也将走上独裁的道路。
与特朗普契合的最高法院
澎湃新闻：从政府援引1798年通过的《外国敌人法》，大规模驱逐委内瑞拉黑帮成员并且无视法院裁决的做法来看，特朗普的司法部门似乎已形成了一种“法律边缘试探——司法介入——抢先执行”的操作模式。那么这种做法是否证明美国已经出现新的“行政权扩张范式”？
米切尔·索伦伯格：我觉得加西亚案（注，2019年下半年，一名移民法官授予阿布雷戈·加西亚一项名为“暂缓遣返”的移民保护，使其免于被遣返回萨尔瓦多，并留在美国）和委内瑞拉案可以说明这个情况，两案本质相似。在这两个案件中，特朗普政府都在设置各种障碍：比如声称法院无权查看驱逐决定的依据材料。马里兰州地区法院法官直接驳回了这种说法，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国家机密。
委内瑞拉案的情况更为恶劣——从一开始政府就在公然违抗联邦法院命令。事情是这样的：华盛顿地区法院发现政府正将联邦监狱中的委内瑞拉人集中运往得州准备驱逐出境。当这些委内瑞拉人的律师发现后，立即向法院申请了紧急暂缓令，并在飞机离境前成功获得批准。
但问题在于，最高法院已要求政府协助这些人员返回，而地区法院现在要求政府给出合理解释，否则将以藐视法庭罪论处。政府的对策是提出上诉，辩称根据《外国敌人法》，这是涉及国家安全的战争行为，法院无权干涉。第四巡回法院的威尔金森法官4月17日的裁决明确表示这些人应享有正当程序权利，这给了马里兰州法院继续施压的底气。虽然政府在地区法院节节败退，但他们寄希望于上诉法院甚至最高法院能翻盘。
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是，政府正在公然违反相当明确的司法指令。但他们自信上诉理由充分——毕竟近年来最高法院在“特朗普诉美国案”（围绕特朗普涉嫌干预2020年选举）等判决中展现出明显的亲行政权倾向，甚至赋予总统刑事豁免权。这种司法倾向让政府敢于“赌”上诉结果。
大卫·苏佩尔：在我国历史上，我们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况。最接近的先例可能要追溯到林肯总统在内战时期的做法。但必须强调的是，那是在国家处于内战状态、南北分裂相互攻伐的特殊时期。林肯总统确实大幅扩展了行政权力，但即便如此，其权力扩张程度仍不及当下的特朗普总统。因此这确实是史无前例的。他所采取的诸多行动中，任何单独一项都足以称得上空前绝后、令人震惊。而他现在竟同时推行所有这些举措，这表明他正在试图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政治体制。
澎湃新闻：最高法院可以如何制约特朗普呢？最高法院法官对全国性禁令的谨慎态度是出于什么考量？在美国三权制衡的制度设计中，最高法院扮演什么角色？
米切尔·索伦伯格：从历史传统来看，最高法院在制衡总统权力方面确实发挥过关键作用。即便在9·11事件后的反恐战争中，最高法院在“哈姆丹诉拉姆斯菲尔德案”（Hamdan v. Rumsfeld）裁定小布什政府为审判关塔那摩湾拘留营的被拘留者而设立的军事委员会是非法的，因为它们缺乏《日内瓦公约》和《统一军事司法法典》所要求的保护，坚持要求保障被拘留者的基本正当程序权利。更早追溯到朝鲜战争时期，法院也曾明确否决杜鲁门总统以战争需要为由征用钢铁厂的行政命令，维护了私有产权不可侵犯的宪法原则。
在当前的移民案件中，最高法院虽然作出要求特朗普政府配合司法程序的裁决，显示出对正当程序的尊重，但其是否愿意继续制约总统扩权仍存疑问。特别是在独立监管机构官员免职问题上，政府已公开拒绝遵循“汉弗莱执行人”案（注：该案确立了总统不得仅因政策分歧解雇独立机构官员的原则，解职需基于法定事由，如渎职或失职等，此判例长期保障了美联储、联邦贸易委员会等机构的非政治化运作）先例——副总检察长莎拉·哈里斯甚至致函国会明确表示不再维护该判例的合宪性。随着一些最新判决不断削弱独立机构的地位，“汉弗莱执行人”案确立的约束机制可能已时日无多。
至于关税权争议，基于1970年代联邦法院对《对敌贸易法》类似条款的宽泛解释，以及《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案》本身的模糊措辞，司法系统在此领域制约总统权力的可能性更为有限。历史经验表明，当涉及对外贸易和国家安全议题时，法院往往倾向于尊重行政裁量权。
大卫·苏佩尔：按理说，最高法院应当有权否决总统或国会任何违宪越权的行为。现在，与大多数国家相比，我们的宪法篇幅很短，宪法中规定的权利和限制相对较少。但宪法中究竟有哪些权利和限制呢？这得由最高法院来执行。这就是目前的情况。实际上，他们正在试图执行这些规定。碰巧的是，眼下我们有一个极其保守的最高法院，其意识形态与特朗普总统非常契合。所以我认为，大法官们宁愿按照特朗普总统的想法行事，按照他想要的方式去做。只要合法就行。问题是，他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不合法的。
我认为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是，起初最高法院通过程序性手段避免对总统作出裁决，要求人们必须挑战总统，且必须达到非常非常高的程序正确性标准（procedural correctness）才能被考虑。而总统却没有认真对待他们的警告。如今，许多法官们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不再信任总统，并且更愿意发布禁令来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形同虚设的国会监督机制
澎湃新闻：国会现有制衡工具（如藐视国会罪、预算审查权）为何在现实中失效？
米切尔·索伦伯格：当前的政治环境是关键因素——我们正处于共和党同时控制白宫和国会的“统一政府”时期。这与特朗普第一个任期（2017-2021年）的情况高度相似：在他执政的前两年，由于共和党掌控国会，几乎没有对政府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调查监督。如今历史重演，在新政府上任的前100天里，共和党议员们基本都在支持总统，没有启动任何调查程序。
国会调查权是制衡总统权力的重要手段。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当民主党控制众议院后，他们通过威胁“藐视国会”迫使司法部长巴尔公布了穆勒报告。在人口普查“公民身份问题”争议中，商务部长罗斯和司法部长巴尔确实被判定藐视国会。
但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立法制约几乎不可能——虽然已有议员提出限制总统关税权的法案，但这些法案很难获得通过。另外，总统否决权难以被推翻：即便民主党在中期选举后夺回国会，也不太可能获得推翻总统否决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我们也要注意到，目前的国会监督机制形同虚设，没有任何国会委员会在对政府进行调查，而调查是启动“藐视国会”程序的前提条件。
大卫·苏佩尔：我想我能给出几个相关的回答。其中一个答案是：我们的宪法是在我们有了政治阶层之前就制定好的。
制宪者们考虑过很多问题，但他们从未想到国会出现当前政党的这种现象。他们一直认为国会会关心民众或者关心各州，总统会有不同的利益诉求，而他们各自也会尊重各自的制度利益。但实际情况却是怎样的呢？事实上，多年来，政党变得越来越强大。如今，国会议员们忠于自己的政党，而非忠于国会、忠于所在州、忠于当初投票支持他们上任的民众，因为特朗普总统在国会两院都占据多数席位，那些众议员和参议员们忠于他，不愿与他唱反调。
此外，特朗普对共和党的掌控力极为强大。而且，如果共和党内部有人与他意见相左，他们认为他就会迫使这些人下台。而如果这些人想要继续任职，他们觉得就得满足特朗普总统的要求。这就是说，在一个党派色彩极为浓厚、一方掌控白宫和国会两院的环境中，制衡机制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这是其中一部分原因。
我们真正需要国会介入的情况是，他有些行为是违法的以及是非常不明智的，要是国会能通过相关法律予以制止就好了。不过，由于他掌控着共和党，而共和党又掌控着国会，所以目前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实现的。不过我要说的是，由于他的贸易战，美国经济目前处境很艰难。而且，如果真的陷入经济衰退，根据我所看到的报道，衰退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我认为很多人会把责任完全归咎于特朗普。那共和党籍的国会议员们将会觉得他们必须与特朗普总统划清界限。如果经济状况迅速恶化，我认为他的权力也会迅速下降。
澎湃新闻：如果一个总统所在的政党掌控了国会，是否意味着无人可以制衡他了？
大卫·苏佩尔：传统上来说，情况并非如此。我认为，在过去的50年里，有很多总统都能掌控参众两院，这种情况确实比以往更为常见。小布什总统在其8年任期内掌控国会两院达5年之久。拜登和克林顿在其首个任期内也是如此，奥巴马同样。但不同的是，特朗普总统现在对共和党的掌控力比以往任何一位总统都要强得多，甚至比里根总统还要强。要知道，里根总统在任期间共和党掌控着国会两院，而特朗普总统的掌控程度之深，这在历史上还是前所未有的。
而且没有哪位民主党的总统能对民主党拥有这种程度的掌控力。当克林顿总统在任时，很多民主党人不愿谈论他，对他毫无好感，根本不支持他，很多人对他非常反感。
所以他们会受到本党成员更多的限制。而且两党（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前任领导人认为他们必须遵守法律。有时他们会稍微放宽法律的限制，有时他们会提议修改法律，但他们总体上认为自己不能违抗法律。特朗普总统采取了一种非常激进的立场，他认为自己不必遵循很多法律。过去，任何政党（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不会容忍这种做法，但现在共和党容忍了这种做法。
特朗普的行政扩权
澎湃新闻：特朗普的做法与罗斯福“新政”时期的行政权扩张有何本质区别？
米切尔·索伦伯格：罗斯福总统上任后立即宣布全国银行“休假”，当时正值大萧条时期，民众对银行系统完全失去信心，出现了大规模挤兑现象——要知道那时还没有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的保障机制。面对银行接连倒闭的危机，罗斯福援引《对敌贸易法》宣布银行假日。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部法律本是战时特别授权法案，而1930年代初美国并未处于战争状态。这一做法在法律上存在严重争议，以至于国会事后不得不通过特别法案予以追认。
不过新政时期与当前情况存在本质区别。罗斯福推行新政主要依靠与国会合作。无论是《社会保障法》的出台，还是各类新政机构的设立，都是通过国会正式立法程序完成的。这些改革举措严格遵循宪法规定的政策制定流程，并非总统单方面扩权。此外，当时行政权力的扩张是通过国会明确授权实现的。国会主动将大量权力委托给行政部门，总统则在国会框架内行使这些权力。
而如今我们看到的是，特朗普政府的行政部门通过政府机构重组、资金调配等行政手段自行扩权，缺乏国会立法的明确授权基础。这种模式缺少新政时期那种通过民主立法程序获得的正当性。
大卫·苏佩尔：我想说，大多数情况下，我得承认这一点，罗斯福总统在其任期内所推行的许多重要举措都受到了最高法院的影响而未能成功推行。罗斯福总统上任时，最高法院在很多问题上与他政见不合，但其大多数举措至少在理论上是合法的；而特朗普总统上任时，最高法院在多数问题上与他的政见是一致的，且很多举措显然是没有法律作为支撑依据的，我们也不太确定这些举措是否会遭到推翻。
澎湃新闻：特朗普政府启用“沉睡法案”的策略与尼克松时期“帝王总统”理论有何异同？
米切尔·索伦伯格：“帝王总统”（imperial presidency）这个概念由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eier Schlesinger Jr.）提出，最初是用来描述二战后总统权力扩张的现象——特别是战争权方面。从杜鲁门开始，总统们就经常未经国会授权对外用兵：杜鲁门以联合国决议为由出兵朝鲜；尼克松更是将越战扩大到柬埔寨，尽管《东京湾决议》（注：1964年美国国会批准总统采取所有必要的措施抵抗任何针对美国军队的武装袭击）从未授权这样的战争升级。
这个概念后来逐渐扩展到总统在其他领域的扩权行为。尼克松的“水门事件”败露，表面看是因为窃听政敌办公室的非法行为，但本质上也是这种不受约束的总统权力恶性发展的结果。
特朗普的扩权行为与这个模式有相似之处——但需要指出的是，过去一百年来几乎每位总统都在某种程度上扩张了行政权力。特朗普的特殊性在于其扩权的速度和系统性：在很短时间内通过行政命令、机构重组等方式大幅强化总统权力。
不过要形成真正的“帝王总统”危机，通常需要某个导火索事件。对尼克松来说是“水门事件”，对特朗普来说可能是“国会山骚乱”，但最高法院去年在“干预2020年选举”案中让特朗普享有一定程度刑事起诉豁免权的裁决，又让局势回到了原点。下一个危机点或许不是刑事问题，而可能是经济危机：比如关税政策若对美国经济造成足够严重的伤害，就可能引发政治反弹，进而制约总统权力。
大卫·苏佩尔：尼克松总统是一位极具影响力、地位显赫的总统。他对这个国家进行了重大变革，但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说服两党议员支持他的想法来实现这一目标的。他还通过说服国会支持多项国内政策而改变了这些政策，比如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在他执政的最后阶段，当他被发现有腐败行为时，他试图大幅扩大总统权力，我认为主要是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但最终未能成功。而且其中一些行动被法院否决了。但总的来说，他都在法律框架内行事。尼克松总统是位律师，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律师。而特朗普总统不是律师，似乎也不怎么花时间听取律师的意见。
澎湃新闻：“单一行政”理论与“三权分立”原则的根本冲突点何在？
米切尔·索伦伯格：这是个非常深刻的问题。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溯美国行政分支的历史演变。制宪会议期间，建国先贤们确实确立了“单一行政”制度架构——当时曾有设立多人行政机构的提议，但最终选择了单一总统制。
然而问题的核心不在于组织结构，而在于权力边界。虽然宪法第二条确立总统作为行政首脑的地位，但其授权条款相当模糊。历史上，这些条款常被用来扩张行政权力，但这种扩张往往脱离了我们政治传统的历史语境。
“单一行政”理论的支持者声称，总统作为行政首长可以任意罢免官员。这种观点不仅违背最高法院判例（比如我之前提到的“汉弗莱案”），更与历史传统相悖。自19世纪末以来，国会通过立法设立独立监管机构时，就刻意在这些机构与总统之间设置了独立性保障——这是为了让监管决策能够超越党派政治，基于专业考量做出（比如当年铁路时刻表的制定）。
我还认为，关键在于国会授权方式的本质差异，国会通常将权力授予行政部门的具体机构，而非总统个人。另外，这些授权明确区分了“自由裁量责任”（discretionary）与“执行性责任”（ministerial responsibilities，指既无需官员裁量也无需其判断、带有强制性的绝对义务）的区别。什么是“执行性责任”呢？打个比方，假设法律规定，社会保障管理局需要从联邦财政部提取一定数额的资金给70岁以上的美国公民，那么这笔钱就必须发放。
然而，激进的“单一行政”理论完全颠覆了这个传统，它不仅主张总统可以无视法律单方面改变法律执行方式，还将“法治”扭曲为“人治”，使行政决策完全取决于时任总统的个人意志。这种做法从根本上破坏了分权制衡体系，使国会立法权和司法审查权形同虚设。
这种理论最危险的形态，实质上消解了美国宪政体系中最根本的权力制衡机制。当总统可以随意解释法律、罢免官员时，我们面临的不仅是行政扩权，更是宪政秩序的危机。
大卫·苏佩尔：三权分立原则写进了我们的宪法，这始于1787年，此后我们虽做了些小改动，但大体不变，而单一行政权理论则是相对较新的概念。
原则上，单一行政理论并不与三权分立原则相冲突。它只是说，无论行政部门拥有何种权力，这些权力完全由总统掌控。这意味着行政部门之外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力，除了总统本人可能拥有的权力之外，这一点在建国初期可能并不重要，因为当时我们是一个小国、贫穷的国家，联邦政府规模较小，所做的工作并不多。
但如今，联邦政府拥有巨大的权力。它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些权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明白，由专业且不偏袒任何一方的政府官员来做出许多日常决策会更好。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罗素·沃特所做的事，帮助特朗普实现了这一目标，即消除那些不偏袒任何一方的专业决策者，并让行政部门的所有决策都带有政治色彩。
这种政策如今是由保守派在推行。但最初推动这一理论的最重要人物之一是埃琳娜·卡根，她目前是自由派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她在担任法学教授时曾撰写过相关论述——“总统行政管理（Presidential Administration）”。所以，当然有民主党人至少部分认同单一行政部门这一理论，但他们一直认为总统会遵守法律，不会试图从国会和法院手中夺走权力。
所以我认为，眼下这种局面是这样一种情况：总统及其政治盟友在不断巩固自身所拥有的全部行政权力，而与此同时，法院和国会的权力却在不断削弱。这样一来，被集中起来的行政权力就更大了。
澎湃新闻：里根或尼克松的扩权都是围绕着“单一行政”理论，但没有出现如此多的法律争议或者违宪行为。我很好奇，特朗普目前是否在打着“单一行政”理论的名号，想要借此谋取政治利益？
大卫·苏佩尔：我认为特朗普总统不太在意什么才是合法行为。事实上，他所做的事情当中有些就是违法的。他原本可以采取合法手段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只是他没有这么做。所以他故意违反法律，目的是证明自己有能力违法，证明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以此来彰显自己的强大。
而且这一点并非往届总统们常有的做法。即便他们有所尝试，通常也只是想借此在法庭上检验一下效果。比如里根总统就认为自己有权扣留国会拨出的资金，但他只是拿某个项目做试验，没有提供小额款项，那些本应获得这笔资金的人就提起了诉讼。结果当然是里根败诉了，他也立即就放弃了这一做法。而特朗普总统也有同样的做法，他在扣留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之后在法庭上败诉，但他并未改变立场。
这之间存在本质区别：前者是在制衡框架内寻求特定领域权力的有限扩张，后者则是将权力制衡机制彻底弃如敝屣，企图将所有权力尽数集中于一人之手。
还有一点，里根总统从未认真尝试过罢免职业公务员。他非常依赖这些人。实际上，他们大多数时候对他都很忠诚，因为他们互相都对彼此表示尊重。特朗普总统本可以走同样的道路。很多联邦工作人员都投票支持他竞选总统，而他本应该善待并尊重他们。我相信他们会努力执行他的计划。但罗素·沃特却说所有联邦工作人员都是敌人，所以特朗普解雇了很多联邦雇员。相应的一些人的想法也就发生了变化。而剩下的那些人对他们的工作感到非常紧张。他们会表面上对他们保持忠诚，但我认为他们不会再支持他了。他们已经不再支持他了。
恐惧与掌控
澎湃新闻：特朗普怎么可以做到掌控这么庞大的行政体系呢？
大卫·苏佩尔：我认为部分原因在于解雇了数以万计的员工，这样一来所有人都担心自己的工作会受到影响。他解雇的这些员工大多在华盛顿，而此时有数以万计的人同时都在寻找新工作。对于这些人来说，工作岗位实在是供不应求。因此，很多人将会面临经济危机，无法保住自己的住房，甚至可能不得不搬离家乡，与亲友失去联系。所以我认为有很多人确实会感到非常害怕，而这种恐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让你掌控局面。
特朗普此次执政还有一个显著变化：他任命了许多极不称职的人担任要职。这些官员大多完全不具备任职资格——有些是跳梁小丑，有些则是行为怪诞之徒。他们缺乏独立声望，根本无力制衡总统。比如我们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他毫无管理经验，屡屡闹出令人难堪的纰漏。这样的官员怎敢违逆总统？他心知肚明：自己能保住职位全凭总统恩赐。即便被解雇，也不会有人为他鸣不平。反观特朗普首个任期，其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将军德高望重，完全胜任职位。若遭解职必会引发舆论哗然。两相对比，高下立判。因此，特朗普在这一届任期根本不会受到内阁成员的制衡，而在上届任期，他显然遭到了不少来自国防部长（类似马蒂斯这样的）强势人物的抵制。
澎湃新闻：如很多法律分析人士所言，美国现在已经出现宪政危机，你同意这个观点吗？
大卫·苏佩尔：我同意这个观点。宪政危机事实上已经降临。总统公然拒绝服从多项法院命令，且态度愈发表露无遗——副总统与司法部长在藐视司法裁决方面甚至更为激进。我认为我们正急速滑向一场举世瞩目的宪政危机。事实上，我国从未出现过如此公然违抗司法裁决的总统——更遑论是在如此众多的议题上藐视数量如此之多的法院命令。他实质上是在宣称自己不受司法约束，这已然构成了一场宪政危机。
我认为某些评论者所表达的意思是，如果特朗普拒绝遵循哪怕是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那么这将会是一场明显的宪法危机。他已经拒绝遵循最高法院的两项裁决了。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最高法院是否会站出来指责他违反了他们的裁决？如果是这样，可能还不至于达到宪政危机的程度。
相关措施方面，我们已经看到特朗普在强势和弱势之间反复切换，而且这种反复切换的情况相当频繁。他在上任不久后就对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了高额关税，然后又对其中大部分国家（加拿大和墨西哥）取消了关税，接着又重新征收关税，之后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征收了高额关税。他还取消了大部分关税，但对中国的关税除外。
现在，他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摇摆不定。你可以看到他并不总是很清楚自己的信仰是什么。就像我认为他开始害怕欧盟会对他做什么一样，如果他继续征收关税，他可能会害怕最高法院会对他的征收关税措施做什么。所以他有可能会让步，开始遵守法院的命令。但我的感觉是，特朗普总统和他身边的人正试图彻底重塑我们的政治体系，他们不会放弃自己的地盘。
后话：特朗普为什么能这么控制共和党？
大卫·苏佩尔：还有一件事我应该早些说，你刚问的一个问题，你问为什么特朗普总统对共和党有这么大的控制权，如果你没有注意到，我会鼓励你去看看一周前的一篇文章，我认为《华盛顿邮报》引用了阿拉斯加参议员莉萨·穆尔科斯基的话，她和其他共和党人不说话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害怕。特朗普总统在第一个任期结束时使用暴力试图继续执政。他的许多支持者对他们认为不支持他的人进行了非常暴力的威胁。穆尔科斯基承认，许多共和党人和她一样，害怕抵制特朗普所带来的政治性伤害。我还认为，共和党人这样做可能是因为恐惧暴力。
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犯了同样的错误。特朗普的第一届政府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巨大的失败，违反了法律，对疫情的处理严重不当。他对经济处理不当，成就甚微。我们原以为公众会对他感到厌烦，但在他下台后的4年里，民主党人没有把事情处理好。所以他回来了，但这不是同一个总统。我认为，第一届特朗普政府是我们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总统，但他仍然是一个传统的总统。
这个国家几乎有一半的人讨厌特朗普，几乎另一半的人喜欢特朗普，还有少数人既不讨厌他也不喜欢他。坦率地说，他们不怎么看新闻，他们知道的也不多。嗯。他们的投票很难预测。你可以改变一些东西，前副总统哈里斯可以轻松获胜，但特朗普也可以轻松获胜。
我想每个人都很惊讶特朗普赢了，而且他这么轻松地赢了很大程度可能是马斯克的巨额支出。我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还认为，这可能也有普京的巨额支出。但是，尽管如此，我们是一个如此分裂的国家，很难预测我们会做什么。特朗普总统在某方面非常极端，而拜登总统在某些问题上是我们有史以来最自由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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